（一）強調考史的重要性，一定程度地提高了史學地位

長期以來，作為訓詁大宗的經學研究一直占據主流地位，清朝統治者大興文字獄，學者迫于壓力，一頭扎進故紙堆，史學領域鮮有人問津。后來在錢大昕的“經史非二學”以及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觀念沖擊下，學風才慢慢扭轉。而錢大昭受家學影響，一開始治學的方向也是經學為主，后來受到諸多方面的影響，開始由經入史，將研究領域從經學轉向了史學，治學方法也從“以明理為宗”的注經改為“以達事為主”的考史，“專治史學，用力精勤”[ 趙爾巽：《錢大昭傳》，見《清史稿》卷 481，中華書局 1977 年版，第 13235 頁。]。他的以達事為主的治史原則見解獨到，清晰地認識到史學的重要性及其功用，為史學研究提供了有利的理論依據，提高了史學地位，促進了史學的發展。并且付諸于實踐，在校訂內容方面，從校訂經書擴展到史籍，從解釋經義擴大到考據歷史、地理、典章制度、天文歷法等，考史成果累累，成績斐然，著成《兩漢書辨疑》，《后漢書補表》、《后漢郡國令長考》、《三國志辨疑》、《補續漢書藝文志》諸書，其史學著作雖量少但質高，在學術界獲得極高的贊譽。取得的史學佳績為史學奪得了一席之地，獲得了該有的尊重，開創了史學的新局面，以史學統攝經學的近代歷史學科轉型的趨向逐漸建立。

（二）考據成果累累，為后人考證提供方便

縱觀錢大昭的著作，可知其對“前四史”進行了詳細的補注與考辨，以治漢代史為主，用力最深，代表作《兩漢書辨疑》廣征博引、考訂審慎，不僅校正了《漢書》《后漢書》撰述及傳寫之訛，通過收集經傳，碑碣墓銘等資料，擇善而從，也對漢朝的史實、制度、地理沿革、名物等進行了精確的考證和鉤稽，使得繁雜的歷史資料得到疏通和辨析。另一考史集成之作《三國志辨疑》也尤為著名，主要著眼于文字的?？迸c糾謬以及詞句的闡釋，在對史事進行考證的同時講解制度沿革、典故原由，語言規范，義例嚴謹，精審之處不勝枚舉。兩部書共同點都是于官制、地理方面多有所得，考述甚眾。如《漢書辨疑》卷一：“常山二十五城 《地理志》：‘常山郡縣止十八。’蓋后又改隸或分析耳。”[ 錢大昭：《漢書辨疑》，見《續修四庫全書》本，第 241 頁。 ]《后漢書辨疑》卷二：“十四年，徙京城西部都尉以戍之 案：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官，并職太守，京城是邊郡，故仍置之。”[ 錢大昭：《續漢書辨疑》，見《續修四庫全書》本，第 74 頁。]《三國志辨疑》：“其以太尉為太傅 案：太尉，即司馬宣王也。因韶書中不便陳為司馬宣王，故不書姓名。”[ 錢大昭：《三國志辨疑》，見《續修四庫全書》本，第 397 頁。]在《漢書辨疑》中他將都督制源流變化概述的非常完整，《三國志辨疑》中將“尚書”的沿革變化解釋的明確到位，這些考校成果為前人所未有，諸如此類的例子多不勝數。錢大昕在《三國志辨疑序》中說：“予性喜史學，馬、班而外即推此書……所恨意存涉獵，不能專力。予弟晦之，孜孜好古，實事求是，所得殊多于予。其用力精勤，雖近儒何屺瞻（焯）、陳少章（景云），未能或之先也。”[ 錢大昕：《三國志辨疑序》，見《嘉定錢大昕全集》（第 9 冊）之《潛研堂文集》（卷 23），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年版。]錢大昭的考史最大的成果是還原了史實，他的考據著作為后人接棒考證，提供了一批數量可觀而又可靠的材料。近幾年有超過一千人次在治學著作中引用過其考證整理過的資料，足可證明其整理及考證的資料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三）強調運用多種史料證史，引發人們對金石、方志學科的重視

錢大昭在考史過程中注重發揮金石文字、方志地理的考釋作用。他在考史過程中發現金石學的重要作用，認為金石銘文可以提供部分史料，與文獻材料相印證，對考釋歷史具有一定的價值?！秲蓾h書辨疑》正是因為其不滿《漢書》《史記》之注釋僅限于訓詁所得，對于當時許多的稗官、載記、碑刻不能會而通之，加以考證補釋而作的。在《后漢郡國令長考》中引用《劉寬碑》《元賓碑》《魯峻碑》等。在其史學著作中，用金石碑刻來補充糾正史籍的例子數不勝數，引發了學者對金石學的研究熱潮，金石學研究到了清朝蔚為大觀。其次，錢大昭對當時方志學的發展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把研治輿地方志與考史結合起來，在考證歷史的過程中涉及到歷史地理領域，地理與方志密不可分，進而涉及到了地方史志，認為方志是一方歷史之征信，對于考史具有直接可靠的參考作用。撰有《長興縣志》，秉著嚴謹治學的原則，糾正了許多前縣志中的錯誤記載。在體例方面，將舊志中皇帝一門刪除，開創新的類目，另設雜識，辯證各一門。為后代修志者所借鑒，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并存，至今仍是研究地方史的必備之書。其在地理沿革方面也多有辨析之功，如《漢書辨疑·卷二》中《武帝紀》“珠崖儋耳郡"條。大昭案：《賈捐之傳》云：“二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余。始元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崖，初元三年，并罷珠崖”[ 錢大昭：《漢書辨疑》卷二《武帝紀》，www.jerkdgoat.com新文豐出版社2008年，第17頁。]?！度龂颈嬉?middot;卷一》中《何夔傳》：“遷長廣太守郡濱山海 按：《郡國志》：‘長廣屬東萊郡，晉《地理志》、宋《郡國志》皆有長廣郡’，并言：‘咸寧三年，置晉領不其長廣挺三縣，宋領四縣，三縣之外又有冒陽也。’今讀此傳知建安初已有此郡，不知省自何時。而咸寧中復置諸史并未志，其沿革疏矣”[ 錢大昭：《三國志辨疑》卷一《何夔傳》，續修四庫全書》本，第 421頁。

]。

（四）求實學風為后學樹立了榜樣

明末清初，理學走向末流，眾多樸學家對學術界空疏學風的不滿達到了頂峰,實事求是作為治學宗旨和方法受到尊崇，登上了治學的主流舞臺。作為考據學者，錢大昭繼承了漢學樸實無華的研學風格，學術研究以求實切理為旗幟，厭惡蹈空，喜好征實，其考據訓詁之功夫我們在前已所見，其本身所具有的優秀的史家素質在治學實踐過程中也處處得以顯現。錢大昭勤奮好學，通過數十年的孜孜不倦，博學多廣，從而擁有優秀的“史學”素質、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不僅如此，錢大昭還具備了優秀的史德，表現在其客觀編寫史書時不隱諱飾非，妄加議論，據事直書，使是非自然顯見。這不僅直接聯系到歷史的真實，更關乎到史學家的史德，而在那個時代，考據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引用其他學者的成果，而因稽查不嚴導致將別人的成果據為己有的現象也屢見不鮮。錢大昭在治學過程中始終保持著崇高的學術道德，在引用時總是一一標明，而不掠人之美。其高尚的人格魅力加上求實嚴謹的學術風格實為史學家的表率，受人推重不足為過，在史學地位上升的同時，史學家個人所做出的成就以及個人的學術風格及道德也將會更加受人關注，實事求是不管何時何地應用于何處領域皆是至理。錢大昭雖然沒有在乾嘉時期大放異彩，卻也不容忽視，實事求是的治學理念的實踐，推動了一樸實代學風，是后人借鑒和學習的寶貴財富。

雖然錢大昭在治學過程中取得了很大的史學成就，但是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一方面，清代學術發展到乾嘉時期，由于文化高壓以及文字獄的影響，學者雖然將治學領域擴展到史學領域，但只是少部分，錢大昭作為其中的學者，重點也只是放在了古代史書的?？?，對近時期的明史等也是不敢觸及。另一方面，錢大昭比較維護封建正統的思想，主要體現在其對《后漢書》研究過程中。例如《后漢書》(李忠傳)對于光武皇帝問諸將所得財物之多少，只有李忠沒有掠奪。錢大昭對此進行長篇解釋，為劉秀的軍隊作辯解，認為這種掠奪財物的行為只是“權宜之計”，說明錢大昭還是深受封建正統思想的侵害，這與不隱晦是非是有矛盾的。最后，則是錢大昭對待古人態度過于苛刻，尤其是古人的不足或者錯誤。如錢大昭在著《后漢書補表》的過程中，對熊方《后漢書年表》中一些不依班固《表》或者錯漏之處一一予以批駁，而且對萬斯同之《補歷代年表》也進行了較為嚴厲的批評，他指出除熊方以后的補表都不值得去評論了。其實萬斯同《補歷代年表》已經受到當時學術界的認可，其補表雖然有錯誤之處，但不能只視其缺點，而忽略其價值，錢大昭的批駁意義已然不大。由于所處時代所限，錢大昭的治學并不是無可挑剔，但他的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乾嘉考據學者，我們要將研究重點放在其治學中的閃光之處，并將其發揚光大。